难得一见的《千里江山图卷》为何不被宋徽宗重视

作者 :罗青 来源:澎湃新闻网
发布 2017-11-26 02:26: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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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最近北京故宫博物院隆重展出北宋剧迹: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卷》,轰动艺坛,一时名家论述甚夥。其中有些惯常望画胡扯者,信口雌黄,东拉西扯,随意抒情附会,满纸梦呓乱赞,行之有年,盲从者众,本不值有识一驳,然两岸外行逐臭之夫蚁聚蚊雷,遂令二三内行人士,于齿冷之余,有意为文纠谬,以正视听。

《千里江山图》布展现场

     敝意以为,既为梦呓,实不待拆而穿之;凡有附会,当明辨以后销之,故本文重点不在纠谬,而在开发王画研究之新天地。据《千里江山图卷》后之蔡京尾跋,此画作于“政和三年”(1113),距今九百零四年:

     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。希孟年十八岁,昔在画学为生徒,召入禁中“文书库”,数以画献,未甚工。上知其性可教,遂诲谕之,亲授其法,不逾半岁,乃以此图进。上嘉之,因以赐臣京,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。 

蔡京题跋

     从跋中可知,王希孟先前的画“未甚工”,不符合徽庙要求,“遂诲谕之,亲授其法”。希孟既经“诲谕”,领会“其法”,六个月内,创造出青绿山水长卷一件。徽庙虽然“嘉之”,但却不真心重视,既没用他特有的瘦金书为此图卷题签,也未为之命名,更不用说将之定为“神品”了。尤有甚者,皇帝居然还顺手就把此画赐给了蔡京,毫无爱惜保藏之意。而蔡京得赐之后的尾跋,主旨在彰显皇帝与他亲密无间的关系,对王画并无一字之褒贬。

     七年后,宣和二年(1120)夏,蔡京主编的《宣和画谱》成书,收录由晋至宋画家两百三十一人,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,根本没有提到王希孟。可见希孟此画,只是部分符合了徽庙对绘画技术要求:“写生”与“重彩”,至于全画在美学内容与“诗意”探讨上,均无法满足徽庙的特殊严苛要求,缺憾实多,置之徽庙创设“画学”内的名画及名画家中,并不显得特别突出。

     《千里江山图卷〉前有宋理宗“缉熙殿宝”一印,显示此图曾入南宋内府;卷后接纸仅有元代高僧书法家李溥光大德七年(1303)的一则题跋。从元末到明末,王画并未受到鉴藏家及画论家的特别重视,题跋评论全无。清初梁清标入藏后,才为此画命名为《千里江山图》,到了1786年,乾隆皇帝才在画上题诗一首,内容俗陋庸鄙不堪,并无引用讨论价值。

李溥光题跋

乾隆皇帝题诗

     希孟作此图时还年轻,画法恪遵唐代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美学典范,对苏轼“论画求形似,见与儿童邻”的新典范,尚无体会。对徽宗创立“画学”,以“诗意”追求“画外之意”的美学用心,亦所知不多;仅在技术上,遵循徽宗“色不掩墨”的原则,将青绿重彩,重新施之于墨笔山水之上,突破了唐人的重彩画法,并有可喜的表现,受到嘉许。

     自王维通过画“雪景”突破重彩写实流行的重围,提倡画道应以“水墨为上”,追求表现个人简净情思的意境,经过唐末五代诸山水画大家的努力,“水墨”已经无所不能,成为绘画主流,单以墨色,就可充分表现四季微妙的变化。三百多年后,时至北宋末,水墨山水画的创作语言及文法,已完全丰富成熟。让彩色重入水墨山水,只是徽宗绘画革新在技术上的一项尝试,并非绝对必要。我们看完成于王画之后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便又恢复到以水墨为本的画法,只在画卷中的杨树枝,设上浅淡的汁绿。由此可见,在徽宗、蔡京君臣心目中,对绘画技术嘉许,只是层次较低的嘉许,彼此随意收授王画,显示二人对此作,并未真正在意。

     至于此图在元明两朝不受重视的原因,当是受赵孟頫、黄公望师徒的“古意”说及“学画如学诗”此一新美学典范的影响。赵氏主张画要有“古意”,真正的意图是指“绘画要与古代大师对话”,也就是主张绘画,不止于“外师造化”,而且还要有“文化历史感”,反映绘画的文化传承。而黄公望主张“作山水者,必以董为师法,如吟诗之学杜也”,这种画家习绘画应如文人习诗文的理论,确立了日后“文人画”的基础。王画在这个新的美学典范中,遂遭遇了与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一样的尴尬命运。

     我们以王画与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对照,便可察觉二画在徽庙宫中的待遇,有天壤之别。《清图》大约在《宣和画谱》成书前后完成,故书中并无记载。据金朝张著的题记及明朝大学士李东阳的尾跋,我们知道现存张画的前面,应该还有一窄条几公分的郊区景致,隔水处有徽庙以瘦金书题签“清明上河图”并钤有“双龙”小藏印。可惜经过几次重裱裁边,此画的郊景与题签,都遗失了。由是可知,徽庙对《清图》较为满意,不然不会为之题签,并定为“神品”。在主题、意象及结构上,《清图》都较花半年完成的《千图》复杂数倍,象征繁复,寓意深远。

     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张以大河为主题的长卷,密集出现于徽宗在位二十五年的末端,好像要与盛唐玄宗命李思训、吴道子画嘉陵江山水的故实争胜一般。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,二画的出现,当与徽宗即位初期所发生的特大祥瑞事件有关。

     宋徽宗在建中靖国元年(1101)登基,前后年号有五,分别为崇宁(1102)、大观(1107)、政和(1111)、重和(1118)、宣和(1119)。历代帝王以年号纪,始于汉武帝十九年,年号“建元”。此后所有新出的“年号”,为求吉祥气象焕然一新的缘故,都尽量避免采取已经用过的字或字组,此一原则,虽非绝对,但历代君主启用新年号时,多半尽量遵守,例外不多。可是宋徽宗,这位最讲究“祥瑞”与迷信的“道君”,居然一口气连用了三次“和”:“政和、重和、宣和”。究其原因,旨在庆祝他在位期间所遇到的三次特大祥瑞:“黄河清”。据《宋史》载,徽宗在位期间,遇到三次“河清”的时间分别为:

     大观元年(1107),“乾宁军、同州黄河清”;

     大观二年(1108),“同州黄河清”;

     大观三年(1109),“陕州、同州黄河清”。

     《左传·襄公八年》云:“《周诗》有之曰:俟河之清,人寿几何?”历来都认为“河清”是百年难得一遇的“祥瑞”,史书遂有“圣人出则黄河清”的说法,彰显其盛。《续资治通鉴》卷第九十云:“大观元年乾宁军言黄河清,逾八百里,凡七昼夜,诏以乾宁军为清州。”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记录“黄河清”这件超级吉祥的大事,立刻被谱写成新曲流传,还在韩城建立记念此一祥瑞的“河渎碑”。据和吉《司马祠——黄河札记》所述,此碑至今尚在。

     大家都知道,徽庙道君是个非常迷信的艺术皇帝,不但对祥瑞之事,极端重视,对记录祥瑞的绘画美学及内涵,也要求极高。他认为建于北宋开国初的“翰林图画院”不堪担当绘画更上层楼之重任,遂于登基三年后,另外在“太学”系统中成立“画学”(1104),开科招考画士。不过六年后,“画学”的表现,似乎不尽如人意,他在大观四年(1110)三月,又让“画学”脱离“太学”,归并入“翰林图画院”,又在1125年,将之全部裁撤。

     徽庙登基不过六年,居然就遇到此等“河清”超级大应瑞事件,而且还是连续三年三次,真乃帝王家国之幸,除了谱曲立碑外,更应以绘画隆重记之。而纪念“黄河清”的绘画工作,无可避免的,要落在已创立三四年之久的“画学”肩上。不过此图一直没有完成问世,到了1109年“陕州、同州黄河清”时,依旧没有下落。次年,徽庙把“画学”归并入“翰林图画院”之举,应该是反映了他对“画学”的失望。

     徽庙以图画喜庆祥瑞的例子,现存多件:政和二年壬辰(1112) 徽宗示意画的《瑞鹤图》(辽宁省博物馆藏)及政和七年丁酉(1117年)他亲自绘制的《祥龙石图卷》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,都是以图画庆祝纪念祥瑞出现的例子。

     宋人邓椿《画继》记《宣和睿览》册中有《瑞鹤图》,上有徽宗题记并诗如下:

     政和壬辰。上元之次夕。忽有祥云拂欝。低映端门。众皆仰而视之。倏有群鹤。飞鸣于空中。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。颇甚闲适。余皆翱翔。如应奏节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。叹异久之。经时不散。迤逦归飞西北隅散。感兹祥瑞。故作诗以纪其实:

     清晓觚稜拂彩霓。仙禽告瑞忽来仪。

     飘飘元是三山侣。两两还呈千岁姿。

     似拟碧鸾栖宝阁。岂同赤雁集天池。

     徘徊嘹唳当丹阙。故使憧憧庶俗知。

《瑞鹤图》徽宗题记并诗

     新岁伊始,元宵刚过,正月十六日,忽有仙鹤群聚飞翔于汴京宣德门上,众臣工皆以为吉兆,徽宗立刻指示“翰林图画院”以图志此祥瑞之庆,画成结果令他非常满意,于是在图后题记并赋诗赞之。小小一桩群鹤飞鸣皇宫之上事件,便被视为稀有的瑞应,要隆重制作诗图,以为纪念,彰显今上的盛德。那五年前开始发生的“黄河清”超大连串瑞应事件,应该受到更隆重的图画讴歌,以彰显帝王的圣明。

     《瑞鹤图》后过了五年,政和七年十二月,徽宗依道士刘混康之言,在汴京东北建“艮岳”抬高地势,改善皇室风水。宰相蔡京特设“花石纲”,专司其事。其间,臣工得太湖石状如祥龙以献,徽宗大喜,视为大宋国运祥兆,因亲图《祥龙石》一卷,并以诗赞之曰:

     彼美婉蜒势若龙,挺然为瑞独称雄;

     云凝好色来相借,水润清辉更不同。

     常带瞑烟疑振鬣,每乘宵雨恐凌空;

     故凭彩笔亲模写,融结功深未易穷。

《祥龙石图》徽宗题记并诗

     徽宗爱奇石入髓,得此“祥龙石”,当然要竭尽全力,躬自精心绘制。此事证明,徽宗对应瑞画要求极高,“画学”及“翰林图画院”的生徒,等闲不能迎合上意,符合要求。必要时,他会亲自下笔制图,不愿假手他人。

     比“祥龙石”还重大的“河清”祥瑞,理当受到更隆重的对待。大观三年,黄河第三次清,而徽宗却在大观四年(1110),将“画学”撤消。合理的推测是,徽宗自大观元年(1107)第一次河清起,就下令“画学”生徒为此作画纪念,结果皆不称旨。接下来两年,“河清”祥瑞再三的传来,而“画学”生徒,依旧没有令皇帝满意的画作呈进。

     两年后(1112),也就是《瑞鹤图》绘成的那一年,徽宗遇到了少年天才画家王希孟(1096-1119),画作居然有称旨的潜力,大喜过望,立刻召入大内“文书库”,亲自调教。次年,也就是政和三年(1113),王希孟以《千里江山》图卷进献,希望能符合徽宗纪念庆祝“河清”祥瑞的雅意。不过,据蔡京在此卷的尾跋显示,徽宗此一期望,似乎又告落空。大约在六后,徽宗改年号为“宣和”,命张择端绘画卷志庆,他终于等到了符合心中理想的“河清”应瑞画作,因此赐名《清明上河图》并为之题签。而此时北宋内忧外患加剧而来,皇帝已无心赋诗题跋大肆庆祝了。

     从艺术品味多元化的今天看来,少年天才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是难得一见的北宋青绿山水长卷,虽不能完全符合徽庙的艺术理想与品味,但仍是唐代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美学典范的代表作之一,人与画,均为绝世稀有,列为国家一级重宝,谁曰不宜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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