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很多中国读者眼中，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的一种，因为大量烧脑的科学概念而显得高冷，并不“通俗”。尽管科幻小说在晚清曾怒放一时，但它毕竟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，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过的文学类型。科幻小说的发展，与西方工业革命加之社会的烙印息息相关，历史不过200年。
草创与萌芽
科学怪人、环游地球、“时间旅行”
科幻小说，是“科学幻想小说”的简称，在英语文学界称为“Science Fiction”，是一种以科学事实和科学假设为基础的幻想文学作品。从字面上看，这一词语可以直译为“科学小说”，并无“幻想”之意，而我国所谓的“科学幻想小说”来自俄语的转译，此后便约定俗成。
自古以来，人类就有认识未来的强烈渴望，由此催生幻想文学的发展，但早期幻想文学多是对神怪等超自然力量的想象，缺乏“科学”这一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基石，直至工业革命，科学与技术真正结合起来，科幻小说才得以发展。
1765年，瓦特发明第一台蒸汽机，1807年，富尔顿发明了轮船，1814年史蒂文森制造出火车……这些工业文明的成果无不强烈冲击着人类心理：科学究竟会把人类带往何处去？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表现人类对未知领域探索的文学形式始以出现。
作为一种文学形式，近代科幻小说19世纪初发端于工业革命的策源地——英国。西方科幻界公认的第一部近代科幻小说是1818年问世的《弗兰肯斯坦》，出自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·雪莱之手，多次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。小说描写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与自己制造的怪物之间的恩怨仇杀。怪物因为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爱，走上了弑主的毁灭道路。
这部感伤的作品，第一次将科学视为作家与文学关注的主题，开创了“人造人”这一科幻题材。“在雪莱夫人的笔下，科学家成了造物主。”以现代眼光看待《弗兰肯斯坦》，可知小说无不渗透着作者对科学与人类这一主题的关注，玛丽·雪莱也因此被誉为“科幻小说之母”。
自《弗兰肯斯坦》之后，科幻正式进入文学舞台。在科幻小说漫长的草创期里，继玛丽·雪莱之后，法国和英国分别诞生了儒勒·凡尔纳和H.G.威尔斯两位科幻先驱。
凭借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《海底两万里》等“不平凡的旅行”系列小说，凡尔纳通过环游世界和海底旅行为人类绘制了未来的美妙场景，他是科幻小说中“乐天派”主题的代表，他的小说人物脸谱化，场景成了科技成果大展览。后来许多科学家都坦言自己是受到凡尔纳的启迪才走上了科学之路：潜水艇的发明者西蒙·莱克在他的自传中的第一句话是“儒勒·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”；气球及深海探险家皮卡德、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克尼一致认为凡尔纳是启发发明的人。
与凡尔纳乐观的天性相反，英国人H.G.威尔斯的每一部科幻小说都很悲观。无论是《时间机器》中“时间旅行者”看见自相残杀的人类未来，或是《摩洛博士岛》中充斥半人半兽怪物的恐怖小岛，威尔斯都将科学想象与社会批判相结合，揭示人类在科技奇迹下的矛盾心态。
此外侦探小说家也参与到科幻创作中。美国作家爱伦·坡曾在《被用光的人》等一些怪异的科幻小说中，将悬念和逻辑推理带入；英国侦探小说大师柯南·道尔曾写过《失去的世界》《有毒的地带》等科幻小说。
然而，从1818年至20世纪20年代，科幻小说始终处于“萌芽和草创”阶段，作品没有固定格式，雪莱夫人写哥特小说，凡尔纳写“漫游”，威尔斯以科学为社会批判的药引，而爱伦·坡是为了探案，作家们没有给这些特殊题材的作品以宣言，但他们依然给后世科幻造成了可观影响。
黄金时代
太空漫游、银河帝国、机器人
一战后，科幻小说的创作重心转移向美国，在美国实现了通俗化。到20世纪20年代，美国市场上流行一种“10美分丛书”，其中充斥半人半妖、英雄救美的廉价科幻故事，科幻文学混迹于低级冒险作品中，把玛丽·雪莱开创的科幻反思传统丢失殆尽。
有两个美国人站了出来。他们是雨果·根斯巴克和约翰·坎贝尔。1926年，美国出版商雨果·根斯巴克预见了科幻小说的远景，把纯科技杂志《科学与发明》改造成世界第一本科幻小说杂志《惊奇故事》。雨果的口号是“科幻小说就是要把科学变成神话”，以他名字命名的“雨果奖”也成了世界科幻的顶级大奖。
十年后，以科幻作家和编辑双重身份投身科幻界的约翰·W·坎贝尔创办《惊人的科幻》杂志，他注重科幻小说的文学性，世界科幻大会设有专门奖励科幻新人的约翰·W·坎贝尔奖。
自此，科幻小说进入了20世纪30-60年代的“黄金时代”。以二战为分界点，前一阶段“太空剧”独领风骚，爱德华·史密斯的“云雀”系列让人类第一次跃出太阳系，而约翰·W·坎贝尔的“军团”系列和“类人者”系列则具有魔幻的阅读效果。
二战后，科幻黄金时代达到鼎盛，最著名的是被称为“科幻小说三巨头”的艾萨克·阿西莫夫、罗伯特·海因莱因，以及来自英国的阿瑟·克拉克。
美籍俄国人阿西莫夫是高产天才型作家，一生著述500多本，《基地》系列、《银河帝国三部曲》和《机器人》系列等三大系列被誉为“科幻圣经”，小行星5020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充满人文关怀，《基地》系列讲述人类“未来的历史”：在遥远的将来，出现了一个“银河帝国”。这个系列和《机器人》《帝国》等系列互相贯穿，时间跨度超两万年，小说深刻反映了工业社会中人类对科学既崇拜又害怕的心理。科幻界普遍认为，《基地》系列是黄金时代成熟科幻小说的典范，它还激起了70年代科幻影片的浪潮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乔治·卢卡斯的《星球大战》。
英国人阿瑟·克拉克是阿西莫夫的好友兼竞争对手。一家报纸报道说：刚刚发生的飞机坠毁事故大约有一半乘客得以幸存，其中有一名幸存者在出故障的飞机试图着陆的危险时刻，仍在不动声色地阅读克拉克的科幻小说。
阿瑟·克拉克是科学家、国际通讯卫星奠基人，最知名的科幻小说是《2001太空漫游》，以宏大的气势展现人类的过去以及可能的未来，其同名电影由大导演库布里克1968年执导，色彩缤纷的太空效果使其成为科幻电影的经典。
然而，黄金时代对科幻小说创作形式标准化的塑造，还是带来了桎梏。20世纪60年代冷战格局下，西方经历政治、军事等领域的剧烈起伏，尤其是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给人们以极大震动，读者认为现有的科幻小说与生活有巨大差距，加之科幻文学迟迟得不到主流文学界认可，创作十分低迷，一场变革风暴亟待酝酿。
从“新浪潮”到“赛博朋克”
深层人性、电脑网络、反文化
1965年，米切尔·莫考克出任英国《新世界》主编，推出一批与传统科幻小说对立的作品，不再使用激光枪或星球大战来刺激读者，而是描写“人类的不幸、隔绝、失望、忍受和友爱”。这批作品被称为“新浪潮”，代表作家有英国的J.G.巴拉德和B.W.奥尔迪斯。
巴拉德的“毁灭世界三部曲”在科幻界一度轰动，也为主流文学界所惊艳。他的作品注重展现深层次人性，很有主流文学风味。而奥尔迪斯的短篇独具一格，《月光掠影》是其登峰造极之作，主人公被月光恍惚了双眼，发现山间走来一支黑乎乎的队伍，从人赶着牛羊，到出现大篷车和汽车，再到穿着越来越奇异的人类，队伍中机器越来越多，人越来越渺小，整个队伍是人类进化史的缩影。
然而，20世纪70年代末，“新浪潮”运动呈现颓势，其过分忽视科技内涵的做法，让科幻文学本身有了存在危机，一种本体的回归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，即“赛博朋克”（Cyber-punk）运动。Cyber是“控制论”一词的前缀，punk意思是“反文化人士”，“赛博朋克”意指超越传统的新时代电脑工程师。
20世纪80年代后，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一批反映现代科技成果的科幻小说，这些作品在信息化背景下，显现出对社会文化价值的戏谑或反思。“赛博朋克”运动的代表是美国人威廉·吉布森和布鲁斯·斯特灵。前者于1984年问世的《神经漫游者》囊括了当年所有科幻小说大奖，被认为直接催生了电影《黑客帝国》的诞生。而斯特灵的长篇《心内海》，也是讲述人类将大脑与世界网络联通后在虚拟空间漫游的科幻佳作。
“赛博朋克”运动其实是一种亚文化现象，表达一种“新新人类”的世界观，创作者拒绝被归入任何流派，这一科幻界的运动仍在发展中。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，西方科幻小说的前景也愈加光怪陆离。联想如今热议的“人工智能”，下一个科幻小说的浪潮，不知要从哪里开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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